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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
永嘉学派作为锐意事功的学术流派,以务实黜虚为治学特点,侧重经制之学,尤其注重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重视研究货币流通思想、专卖政策、财税政策和会计制衡作用等,批判两宋王朝对百姓肆意盘剥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旨在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这充分体现出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旨趣。随着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展,永嘉学人愈发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对历史的借鉴继承与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将...
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最早收到省札后就可称“新授某官”,这很普遍。其意义一则突显中央权威;二则官员提前注授职务并允许入衔,有利于稳定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按道理新官上任后应去掉“新授”字样,直接称“某官”,但地方官往往上任半年内,在与中央的往来文书中,仍称“新授某官”。这一时段类似“试用观察期”,一方面新官用来适应新岗位,亦享有“免责”的优待;另一方面所在机构、监司、台谏会监督新官的表现,及时淘汰问题...
苏序是三苏的父、祖。身为北宋前期眉山乡村的一个普通富民,苏序曾有两次救荒活动:其中一次卖田救荒见于正式文献,另一次更为重要的救荒活动仅见于苏轼私下谈话记录。分析这两次救荒活动的具体内容,可以对应北宋前期四川地区两次饥荒的局部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第二次救荒活动的考证,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牟利行为,这是苏家后人有意识掩饰此事的原因。事实上,苏序兼顾牟利的赈济活动更符合富民的行事逻辑,其慈善活动既是经...
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在我国民间保障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对该制度进行文化探源,剖析了儒家“仁爱”思想、宗族观念、推恩精神等构成制度的文化基因;解析该制度的文化形态,揭示了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构筑的协同的文化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因素是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发生、发展的深层根源,其文化建构过程可以为当下民间保障制度发展提供历史参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民间保障事业发展需要唤醒国人基因中的“...
宋神宗即位后,意在制服西夏,辗转求索于横山、河湟二策间。熙宁三年末,神宗采纳种谔之谋,开展横山进筑活动。次年二月,正当宋夏军事拉锯的艰难时刻,前线庆州爆发兵变。神宗君臣在果断镇压反叛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现行对夏策略。促成这一反思的缘由,正是其戒惕动乱,坚决维护内部秩序稳定的需要使然。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核心层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中央中枢机构人员的变动——韩绛罢相,更成为神宗搁置横山策略的决定性...
唐前期供官员个人驱使的“官人职役”在唐后期转化为手力课,官员原则上应以课钱雇募驱使人力,不再征派现役。然而,在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背景下,雇募官人职役的办法仅在京官范围内得到较好的落实,缺乏监督的地方官群体则不免存在额外加派的现象,一些拥有辟署权的藩镇使府与地方州郡也衍生出多种幕职化的官人驱使。五代时期,京官层面继续维持雇募官人职役的现状,同时逐步将地方实存的额外征派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削弱幕职...
台谏作为宋代重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以向君主进言为重要的工作方式,能够从多种正式渠道中获得言论所需要的信息。正式信息渠道的整体结构,在台、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宗朝以前,主要以言论监督为职责的台谏官,没有太多特别渠道来获取政务信息;自神宗朝起,政令关报、文书报备等台谏机构特有的正式信息渠道逐渐发展成熟,台谏官更深地介入行政事务之中。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宋朝统治者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行政处置权,但由于实际统治需要,路级监司仍被赋予对州县司法活动一定的调控权。这种权力突出表现在通过移牒差官来复审州县各类狱案。宋代监司可以差官审理的案件包括州军翻异案件、巡历中发现的疑案、百姓越诉案件、中央下发案件等类型。为防止差官断案权的滥用,宋代政府制定了日益严密的差官法规和奖惩制度,中央、路级监察机构也对其进行监督。
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中,宋代独缺“橙色”。因为在五色理论框架和运行规律中,赤与黄是相生顺序,东方火赤生中央土黄,不在间色是正色相克生成的系统,不可能有橙色。但这一概念的人文色彩大量存在,最早的黄赤相间的色彩,有作为黄色的一种存在的雄黄、藤黄,不少橙色被黄色和赤色分别瓜分取代,也有䵌、缊、缇、赭黄等名称的红黄相兼色彩。与以前独立橙色的存在感不强有异,宋代摆脱历史上的偏僻字、敏感词,...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
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科场文风,被禁书籍基本是以永嘉时文为代表的科举用书以及浸染士子文风的道学支脉语录或文字。在此过程中,虽不免偶涉程朱一派之著述,但更在无意中帮助朱学清除了异己思想势力,朱学是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党禁》等史料所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说法,不论是泛指儒家经典,还是特指朱熹著述,都不符合事实。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朱熹著述在党禁中曾遭毁...
宋代宦官活跃于国家行政中众多环节,却未酿阉祸,其要在于独特的人事制度。宦官品阶被纵向截断,内侍两省掌握本省宦官之名籍与迁转;宦官升至内常侍及内殿崇班,人事关系从两省转出,归枢密院管辖。宦官的差遣遍及中外,都在行政中接受外朝监督。高层宦官形成差遣序列,都知、押班等“省官”之任命需经外朝取旨,且出外制;勾当御药院等以下则由本省选差、注拟,枢密院出宣,外朝较难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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