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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的逍遥     东晋名士  理想人格       2009/12/2
本文主要探讨东晋名士完全不同于邺下文人、竹林名士、金谷文人的理想人格追求:融清谈家与政治家为一身,既重谈玄又重实干,既务虚又务实,发展到陶渊明臻于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实现了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完成了魏晋人格的重铸。
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言”是名言概念,即语言;“意”是意义、意旨、意蕴等,即思想。言和意有固有的内在联系:意非言不昌,言非意不立。在中国哲学中,先秦诸子就注意到了言意关系。但把言意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则是魏晋玄学的思想特色。魏晋玄学关于言意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前者以西晋的欧阳建为代表,他有《言尽意论》一文,论述了“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
魏晋时期,曾经就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这就是有名的“言意之辩”。这一问题和玄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特别是人性论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讨论的中心是,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能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能不能表达意义?语言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一句话,语言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是“言不尽意论”,一是“言尽意论”。它们虽然代表不同的哲学思想,但...
历来治朱子学者,尤重年谱。大抵做学问者,皆须讲门径,不得其门径而入,则不免隔靴搔痒,甚而至于郢书燕说之诮,又如何能窥见高墙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治一般人物,尚能隔墙相望,或可说得个一二。而朱子这般人物,墙太高,门太深,不真正寻着个路头进去,终不过是在门墙外“望空揣摩”而已。而朱子之年谱,便是进入朱子学术之门径。 何以治朱子学须重年谱呢?朱子自承其天资鲁钝,这自是其谦辞。然朱子为学数不得...
一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查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
南北朝时期,北方儒学教育的传播以私学传承为主,南方则主要通过家学和国子学。隋初的统一使南方儒学北传,而隋及唐初的儒学传承在保有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趋于接近,进入经学统一时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魏晋玄学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和哲学方向。牟宗三先生《才性与玄理》深化与超越了他之前的魏晋玄学研究,是二十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一部最重要等级的文献。
把魏晋玄学理解为心性哲学或精神境界形态的形上学,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的正统观念,然而,这一观念忽略了玄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内在维度。玄学的中心论题是名教与自然之争,它的实质是通过自然秩序来界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本文以郭象哲学为出发点,试图阐明,政治的退却与回归构成了玄学的最为内在的问题意识,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可以敞开古代哲学对于政治生活本性的理解。
陶渊明的思想创获与实践工夫     陶渊明  思想  实践       2007/9/14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对魏晋以来失落已久的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独立地作出了重新发明。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对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独立地作出了融会贯通和透彻理解,这是魏晋玄学家所未有的洞见。
中古道教“三洞”学说对道教的整合和统一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东晋末年江南出现的一批早期灵宝经中,已经有相当完整的“三洞”学说。“三洞”一词的最初出现与《三皇经》有关。其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汉代以来早期道教对“元气”论和“三一”理论的发展。而早期灵宝经将其与上清、灵宝、三皇等三组道经相结合,使之具有了“三洞经书”的涵义,并确立了元始天尊作为“三洞经书”共同教主的地位。作为中古道教各宗派中与佛教关系最为密...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
本文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首强调的“气是自生”的宇宙论出发,将同一时期的宇宙论归纳为“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数术类的宇宙论和综合形态的宇宙论,指出它们与《恒先》的异同,揭示《恒先》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并依照所发现的与“气是自生”相近的理论,说明《恒先》的某些思想在后世尚有流传,由此推测战国时期可能还存在专门强调“气是自生”或“有自生”的宇宙论,遂认为《恒先》的年代、学派属性,还有待再探...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所载《恒先》篇,是一重要的思想史文献。整理者李零先生作了精当的释文和考释。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287~2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我们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2004年4月2日在思想文化研究所进行了会读。
本文不同意有些论者把郭象和裴頠都看成是崇有论者的观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郭象不一定知道裴頠的《崇有论》,即算知道,在这之前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二是郭象的独化论固然与崇有论有一致的方面,但同时也吸收了道家的贵无思想,因此独化论不是崇有论。
本文根据《朱子语类》的十几项有时间标志的材料,考证朱熹从淳熙丙午到庆元戊午的十二年间曾多次修改《周易本义》底稿,并封笔于庆元四年。此后,朱熹于易学间有新观点,但不再写入《周易本义》。基于这样的时间框架,《朱子语类》与《周易本义》的某些不合之处,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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