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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法源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要素划分为智性、欲性、仁性三个部分，突破西方理性、感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就道德践行问题而言，从三分法的视角出发，儒学发展内部有一个“一源两流”的现象。“一源”指孔子，其思想内部呈现为智性、欲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两流”指从“一源”分别引出的仁性之流和智性之流，前者以孟子及后来的心学为代表，后者以荀子及后来的理学为代表，双方都有贡献，也都有所失...
孟子和荀子之间的第一点共识：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出发点。出于对人合群体性的关切，孟子展开了理想主义仁学；荀子展开了现实主义的礼学。第二点共识：都以圣人为价值终极目标。孟子立足于性善论，主张超凡入圣；荀子立足于人性有善有恶论，主张“化性起伪”。第三点共识：都期盼一统天下，建成民族共同体。孟子重视仁的感召力，荀子重视礼的组织力。在孔子那里，儒学还只是想法；到孟子那里，想法变成了说法；到荀子这里，说法终于变...
近年来，随着道教和道教心性学研究逐渐深入，不仅有力推动了道家哲学和道教历史与理论研究的进展，还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的形态与范式是心性论，从而与西方哲学与宗教传统区别开来。该成果集中体现了在这一关键领域上的前沿探索和最新进展。
中国的经典诠释之路漫长而丰富 。现当代中国学者尝试在西方诠释学研究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自 主的、脱胎于传统的、融合现代诠释方法的诠释新路，然而都难以形成含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主体的哲学诠 释架构。“和合诠释学”是在“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创造性诠释学说，它以“和合生生道体”为本体依据，以 “三法”为思辨方法，以“三层次”“三结构”为层次结构，以“三界”“八维”为系统诠释框架，以“五大原理”...
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种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其二，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伦理学早期范式是一种原则主义，即运用普遍原则判断特殊事例的道德推理。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式则是一个“转化”和“应用”多元知识解决道德困境的综合判断决策系统。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路径：权衡伦理原则和细化伦理规则。
一种适用于广博的陌生人社会、对每一个人都平等有效且不受空间或情感距离影响的稳定持久的利他主义，即能够体现道德原则普遍性特质的利他主义，不能奠立在缺乏坚定性、稳定性和可靠度的情感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能表现为行为主体纯粹单方面的无私付出——所谓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在宏大的匿名环境里，善意、仁爱、团结的利他主义倾向往往并不呈现在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直接的行为动机上，而是渗透在作为社会框架性条件的有控制系统...
西方阐释学发展史经历过四个重要阶段：局部阐释学、普遍性阐释学、本体论阐释学与实践论阐释学等。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在西方阐释学发展的嬗变中经历了由隐而显、由换位思维到历史理性、由理解他者转向理解自己、由自我反思转入实践智慧等演进过程。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维度探究西方阐释学嬗变的内在逻辑，阐明西方阐释学由独断论到知识论再到本体论，最终走向切近于认识自己的实践智...
伽达默尔认为：“完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的过程始终存在着不可译性。”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翻译能够作为一种阅读的观点而存在，因为“翻译和阅读都是一种对话，一种解释，一种创造性的还原”。这和罗伯特•艾斯卡皮对翻译的解释——“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翻译的创造性”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艾斯卡皮的这种观点是在对精确翻译准则的挑战。事...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联署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宣称要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所谓肯定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之存在，即是说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生命力，能够作为现代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性质的根本...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得到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普遍重视，成为当地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考。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
吕洞宾图像的谱系学考察
吕洞宾图像 谱系学 道教
2024/4/8
吕洞宾传说在宋初开始流行，他修道长生的一面受到文人阶层的认同，济度人间的一面又受到社会底层的追捧，因此士人审美与大众审美催生出不同版本的吕洞宾形象。历史上展开了三次雅俗之间的文化博弈：第一次导致了宋元“邋遢像”的消失，第二次带来清代“剑仙”形象的流传，最后一次是清末“色仙”形象与庄重道士形象的对峙。文人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了吕洞宾形象的流变与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本质上是领导思想，具有多重领导学意义。高度重视被领导者的作用,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