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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76-90 共查到中国语言 方言相关记录272条 . 查询时间(0.045 秒)
汉语方言中来源于副词的先行义标记主要有“正”“再”“先”三个。“正”“再”来源于句中副词,其初始的句法结构为“VP1+正/再+VP2”;“先”来源于句末副词,其初始的句法结构为“VP+先”。后来由于语境的影响,这些原本为副词的“正”“再”“先”都逐渐演变为先行义标记。
“VP-Neg”问句是汉语方言里一种重要的正反问句。根据否定词的不同及问句的结构,“VP-Neg”问句可以分为“VP+一般否定词”、“VP+复合否定词”、“肯定词+VP+特殊否定词”三类。问句的形式与语义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作为汉语方言中常用形式,“VP-Neg”问句的地域分布广泛。有的方言里,“VP-Neg”问句在用法上有着特殊的表现。
方言传统吟诵调与古诗文格律、音乐韵律密切相关,值得研究。以湘方言吟诵调为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古诗文平仄规律与方言吟诵调节奏之间的关系,可揭示汉语方言传统吟诵调的普遍性节奏规律。
“下”和“就”是光山方言中的两个全量形式,二者分布互补,主要体现在:1)“下”主要用于个体量化,“就”主要用于事件量化和个体量化;2)用于个体量化时,“下”用于实指性的个体量化,“就”主要用于非实指性的个体量化,这一倾向性差异在谓语类型等相关参项上都有表现。基于邻近方言和汉语史的相关材料,文章从历时来源角度对二者的共时差异进行解释。在此之上,文章对汉语部分方言中的同类成分展开了初步考察。已有材料显...
广东廉江粤方言有“佢”字处置句,不存在发展成熟的介词型处置句及其混合形式。本文在对廉江方言“佢”字句的句法语义进行描写的基础上,比较广州话“佢”字句的异同,认为粤语“佢”字句的功能是为达成某结果或状态(非现实情况)进行主观处置,“佢”已完成由代词向处置标记的演变。与“持拿”义动词的语法化相比,廉江方言“佢”字句的构式化程度较高。联系粤西及广西等边缘地区粤方言的处置句类型,本文认为粤方言典型的处置句...
本文基于《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930个方言点的材料,描写汉语完成体标记出现的句法环境,可分为7大类41个小类。文章统计分析了不同标记形式在各方言中的比例,讨论了完成体标记的三种语法化路径,分析了台湾地区的方言零形式多的原因。汉语方言的完成体标记有五种来源,来源于完成义动词具有世界普遍性。
张位(1538-1605)《问奇集》“各地乡音”有“梁宋:肱为公”和“三楚:永为允”的记录。这揭示了两地的方言特点,但也反映出张位母语或当时权威官话可能两类合流都未发生。本文主要研究“肱永”类字在官话文献中的读音去向,具体包括曾梗摄合口字,主要是一二等的“肱觥宏横”等字,三四等的“迥琼兄荣永”等字,曾梗摄开口唇音一二等“崩朋彭猛孟”等字往往与曾梗摄合口字同变,因此一并考察。我们初步考察了元明清至民...
2019年8月8日至9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与方言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20位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专家应邀参会,与会者还有青年教师和学生20余人。北京大学项梦冰的《汉语七大方言的聚类分析》选取若干语音、词汇、语法特征,用MEGA(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
湘与黔桂边区域既是南北方言的过渡地带,也是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交叉地带,具有区域语言学的研究意义。该区域的方言语序研究尚显薄弱,可依据“一个中心、两个层面、三个视角、十六个观察点”的整体研究思路,从区域语言学、语言接触和比较语言学的视角对该区域汉语方言共时语序进行全面调查,建立“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数据库”,考察梳理已有记录的特殊语序在该区域的分布及扩散情况,发掘新的方言特殊语序现象,并对其进行...
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湖南是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点地区。推广普通话,要从方言的具体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纠正方言中容易犯错的地方。湖南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难点就是克服湘方言和普通话不一致的地方,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有其具体的内容,需要学习者细心体会,才能提高学习效率。
第十届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拟于2020年9月下旬在河南省开封市召开。本届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河南大学联合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
本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背景,对晋语方言的口语成语--四字格进行考察。方言四字格是一种特殊的构式,其核心意义是“描绘人、物、场景的形貌、声音、行为、心理、环境等”,因此具有描绘性、述谓性,围绕核心义还有多种意义。部分四字格理据性较弱;词形基本固定,而在方言内外有一定的变异性。四字格是一个构式群,大构式中又包含子构式。文章具体分析了几种四字格构式,并讨论了填加成分在构成四字格中的作用。
2019年7月13-15日,汉语方言学高端论坛暨詹伯慧教授从教66周年学术会议在我校举行。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和暨南大学汉语方言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百余名学者聚首暨南,研讨汉语方言学的最新成果。暨南大学副校长刘洁生、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程昆,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邵敬敏分别致辞。开幕式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中心主任甘于恩教授主持。
通过汉语方言极大声调库藏的声调音高表现,看到声母性质影响声调音高存在5种类型。汉语方言声调音高主要受声母的历史性质因素的影响;声母对后接元音音高的降低效力按全浊声母>次浊声母>次清声母>全清声母递减;声调音高按声母性质发生的清浊分化、全清次清分化、全浊次浊分化分属不同的层次。声母影响后接元音音高在有久远历史的声调语言中和非声调语言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汉语处置句主要有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介词型”,使用“把”“共伊”(闽语)等介词或介宾型处置标记;二是常说的“复指型”,句末或句中使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形式,如“他”“佢”等。此外,方言中还存在上述两种基本类型的混合形式,本文称为“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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